（讲述人：福州市委会马尾工委 蔡玉金  撰稿人：福州市委会马尾工委 庄晓捷 刘冀）

蔡玉金，出生于1938年12月，祖籍福建莆田，印尼归侨，中国致公党党员，毕业于厦门师范专科学校，1994年1月至2003年1月连续担任政协福州市马尾区委员会第四届、第五届委员，退休前担任福州市亭江中学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

我是1960年回到祖国的。当轮船驶入广州黄埔水面时，远处岸上到处飘扬着红色的旗帜，让我内心充满了激动。这份激动，我至今仍记得。

心怀祖国

回到祖国去，是那个年代，每个印尼爱国华侨内心的呼唤。1958年，从雅加达巴城中学毕业前，我就立志要回到祖国去，建设新中国。巴城中学，是华人学校。那时候，每年国庆，我们的校长都会被邀请去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每一次回来，他都会激动不已地向我们讲述新中国的欣欣向荣、朝气蓬勃。那由衷的喜悦和自豪，深深地打动着我们。对新中国，我们都充满了向往。对于身处海外的中国人来说，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在印尼的广州人，从小就会在父母的教导下学习广州话；同样，从福建出去的闽南人，也会从小教孩子说闽南话。这是为了不忘乡音，不忘血脉，永远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父亲，是莆田人。从小，我也会说莆田话。父亲10几岁从莆田下南洋，来到印尼。因为那时候家乡太穷了，为了讨生活，只能背井离乡。后来，父亲通过辛勤劳动，在印尼的生活有了起色，才从家里接了母亲出来。

父亲是凭借着修自行车的手艺，打下在印尼的根基。我们家在雅加达干布偌尼大街开了家修车店。就是这家店，养活了我和9个弟妹。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让所有的海外华人热泪盈眶。越是身在国外，越是期待祖国强大。1955年，万隆会议，万人空巷欢迎周恩来总理，那种场景是从没有过的。我也是人群中的一员。那时，我们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回到祖国去

1958年，我从巴城中学毕业，就准备回到祖国、建设新中国。但是，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的亲人都反对。他们认为国内的生活十分艰难。过去，他们是为了躲避贫穷才背井离乡，如今，自然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回去吃苦。虽然，我从小就老实听话，但这一次却十分坚定自己的选择。母亲便以“弟妹还小”为由拒绝我的要求，于是我就想先等一等，等到弟妹稍微大些，我再回国。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改变自己回国的决心。也许就像有人说的，即便是看似外表柔弱的人，也有内心坚定执着的一面。于是，我开始一边做家庭教师，一边等待父母的许可。时间长了，父亲终于意识到我性格中的这一点。于是，两年以后，他第一个同意了我回国。对此，尽管还是母亲唠唠叨叨的，但也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开始为我打理行装。

父亲的同意，等于正式宣布了这件事的结果。亲朋好友开始纷纷登门告别。大家有的送皮箱，有的送钢笔，还有的就直接送些钱。母亲也专门为我做了衣服，一做就是几十套，仅仅中山装就好几套。她认为国内的男女都是穿这种衣服。父亲也亲手为我拼装了一辆自行车，这些都是父母沉沉的挂念。

准备出发前，巴城中学的同学和老师告诉我们，我们是学校首批回国的，最好不要带太多东西回去，万一被印尼政府查扣，可能会影响到后续同学归国。那时候，我想回国的目的是建设祖国，是和祖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在我的行李中最值钱的，就是手表和自行车。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那辆饱含父亲心血、他亲手拼装的自行车。

离开家的那一天，如今一切都还历历在目，宛如昨日。那天，弟弟妹妹都还在睡觉，我不忍心吵醒他们，轻轻地走出家门。哪曾想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位于椰城市区干布偌尼大街上的这个家。我也没想到，在今后数十年的岁月里，我远离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把根深深地扎在了祖国……

吃再多的苦，也是值得的

我们坐日本人的船，辗转从广州来到厦门。1960年3月14日，我被安排前往集美侨校学习，后来考入坐落在鼓浪屿的厦门师范专科学校，专门到坐落在岛上别墅的外语系，学习英语。当时各种教辅都比较缺乏，我的英语字典还是专门托人从香港买回来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学习之余，老师还带着我们下乡劳动。感觉自己的心灵和身体都得到了锻炼。

1963年8月，毕业后，我来到福州，被分配到福州琅岐中学担任英语教师。那年代的琅岐，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教学力量也比较薄弱，全校英语学科只有一个专职老师和一个代课老师。由于交通闭塞，从学校到福州城区要坐4个小时的轮船。因为缺乏教学教研资料，还专门请已经考到福州三中读书的学生，把三中的学习资料邮寄回来。

岛上的房子都十分破旧。我们在金砂住过礼堂、住过破庙，经常是在煤油灯下备课，也曾经在云龙参与过建设防空洞。为了解决伙食问题，我们这些老师自发地开始编草帽，来增加收入。这些事，我都不敢告诉父母。虽然，他们总在来信中问有没有吃苦，能不能受得住。

因为回国是我的选择，所以条件再艰苦，我也要克服。每次，我都在回信中说些好事，比如当地人对我的关心照顾、学生们的勤奋学习，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放心。但是，对于我的父母来说，却不断地从邻居或是其他人那里，听说一些人家的孩子离开印尼回国后，吃了很多的苦。而我却始终一字未提。这就造成，我越是什么也不说，他们越是担心，而且每次来信也还总要询问。这也许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不过，我始终都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这些困难。也许早在回国之前，我就已经不知不觉做好了思想准备：回国就是来吃苦，回国就是来锻炼，回国就是为了让祖国更美好。

岛上的淡水也是十分紧张的。学校附近只有两口水井。雨水不够的日子，水井边上就会排起长队，站满了打水的人。早晨的时候，大家还是用水桶挑水；到了傍晚，就要俯身到井底舀水了。由于淡水十分紧缺，学校也没有专门的澡堂，我们洗澡和洗衣服都很困难。

虽然琅岐的生活条件艰苦，但是这里的人都十分善良，也十分尊重知识和教育。大家都很照顾我们这些外地来的老师。因为学习课时安排得很长，我们经常不能和大家一样，一大早就去排队打水。可是当我们需要用水时，大家都会主动让我们先到井边打水，或者直接从自己的水桶舀水给我们。这种尊重，让我觉得任何付出都是值得的。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越来越融入琅岐当地的生活，如果不是还有印尼口音的话，我几乎就是琅岐当地人了。

割舍不了的血脉联系

虽然远离父母和弟妹，但不是音讯全断，彼此一直保持通信，也都知道对方的情况。有一段时间，印尼和国内关系比较紧张，写信时总在担心会给家人带来麻烦。明明收到了家里转寄来的港币，可在信里却不敢明说，而是把“港币”说成“钢笔”。

斗转星移，后来两国关系正常化。两地之间不仅可以书信往来，国际电话也十分方便。可总觉得这还不是真正的交流，只不过是维持联系。因为小小的信纸和跨洋的电话，有着许多说不完的话，投递不完的感情。

到了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陆续开始有人回印尼探亲。我的心里也十分不平静，也总想着找个机会也回去看看。这种想法每天如影随形，越来越浓。但是，一直到1990年，我才终于在弟妹们的帮助下踏上了印尼的土地。这趟省亲成本很高，每个弟妹都赞助50万印尼盾，总共约有1万多人民币。那时候，我每个月的工资才300多元。这1万多元的旅费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但是，因为实在太想回印尼看看，所以无论代价多高，我都在所不惜。这仿佛，有点当年毅然决然要从印尼回到祖国的那种劲头。于是，就只好“慷”弟妹们的“慨”了。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们也都不富裕。

不过，为了能帮助我实现回印尼看看的愿望，弟妹们也都觉得为我付出是值得的。作为一家人，父母和弟妹都是热切盼望我能够回印尼的家里看一看。毕竟，我们原本是11个人的大家庭。而每年聚会，都少了我一个。弟妹们总是能感受到，父母期盼我回家的这份惦记。所以，到了我终于可以有机会回去的时候，无论谁都把这当作家里的头等大事。

以前觉得，在国内加上子女和丈夫的亲人，我们一家也有很多人。但是，回印尼探亲时，家里人变得更多了。弟妹们都已经成家，并且都有了孩子。因为我的到来，大家全部都聚拢了过来。父亲的家里，人挤得满满的，要想拍一张包括所有人的“全家福”都很难，一般的照相机，镜头根本就不能把所有人都照进去。

不同的人生轨迹

当时，9个弟妹都在雅加达。二弟和三弟继续做自行车店的生意。与父亲当年不同的是，两个弟弟不仅做自行车的生意，还做起了汽车零配件生意。他们的生意比父亲做得更大，店面也比过去在干布偌尼大街的大了许多。

在我的印象中，当年我决然地要回到祖国时，他们都还很小，最小的妹妹才5岁。那时，我内心盼望弟妹们快点长大，可越盼望，越是觉得他们总还是那么小。没想到，这几十年过后，他们一个个都长成了大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子女。

后来，随着祖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与海外的交流越来越便捷，回印尼探亲的手续越来越简单。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我和丈夫都是教师，收入也一直增加，逐渐地凭着我们自己的经济实力，也足够负担得起回印尼的费用。所以，自从第一次回印尼探亲后，我和丈夫就开始经常有机会可以回印尼省亲。

父母和弟妹们也察觉到了这个变化。尤其知道，在祖国大陆教师退休后都有退休金，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印尼同样是教师，是没有这么多的福利待遇。一般来说，许多老师都是工作到实在不能继续工作为止。而作为失去工作的老人，要么靠自己的一点积蓄过日子；要么就是靠孩子，当然这些都取决于自己和孩子的经济情况。在印尼，很多老人本来积蓄就不多，而且许多孩子也都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有的本身生活已经很拮据，赡养老人就变得更为困难了。

而在祖国大陆，我们还有医疗保险、住房、归侨特殊津贴、老人免费交通等等。当我和大家说起这些时，从弟妹的眼光里，感觉到他们羡慕的不仅是我，而是赞许日益强盛的祖国。

其实，生活的改善，收入的增加，还不是幸福的全部。有时我在想，虽然我们彼此是血脉相连的兄弟姐妹，但从人生的角度上看，我们却是迥然不同。他们的人生轨迹似乎是一条顺顺利利的直线，而我却经历了一条弯曲起伏的折线。这也许就是我当初坚决做出“回到祖国”这个决定，与他们产生的不同吧。不过，无论如何，对于我而言，不能说哪条轨迹、哪条线就一定好，或者一定不好。如果是通过自己努力，其间经历过困苦坎坷，并且从没有动摇过信念，而实现的幸福，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关键是我遵从了自己内心的选择。

退休后发挥余热

我的教学经历有17年是在琅岐。一直到1977年，才来到一江之隔的福州亭江中学，一直工作到1993年退休。可是，我没想到退休之后，我的归侨身份竟然又让我发挥了一阵余热。

1982年12月，致公党福州市第二次党员大会召开，选举产生致公党福州市第一届委员会。在文革时期瘫痪的致公党福州市基层组织开始逐渐恢复正常。1986年，致公党福州市委会在全市归侨、侨眷中进行调查摸底、发展党员。我和在省轮船总公司马尾油印公司担任经理的曹祥森一起加入了致公党。1987年4月3日，中国致公党福州市委员会在马尾成立马江支部，成员共11人（马尾4人，亭江7人），支部主任是张泽浏。后来，有2名成员出国定居。张泽浏担任了两届支部主委，到了1997年5月，我被推选为支部主委，同时，马江支部更名为马尾支部。2002年5月7日，马尾二支部成立，党员从1998年的9人发展到15人。同年，致公党马尾区工作委员会（简称“马尾工委”）成立，下辖两个支部。2005年区工委党员达到19人，下辖马一支部、马二支部。1998年11月6—8日，我以支部主委的身份列席了在福州举行的中国致公党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在这个过程中，1994年时任马尾区委统战部部长的张国营同志，推荐我成为马尾区政协委员，对此，我十分意外，也十分荣幸，没想到退休后，还能在政协的舞台上继续为祖国做贡献。在担任政协委员的10年间，我坚持了过去当教师时“艰苦奋斗”的作风，认真撰写提案，围绕交通水电、环境保护等方面积极参政议政，与区内其他民主党派一同跟随政协组织去广西考察，全力开展同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的联谊工作，积极反映侨情，为马尾经济的发展做了一些工作。

离开印尼这六十年，好像做了一场梦。仿佛，昨天我才刚刚走出干布偌尼大街。眨眼间，却也已白发苍苍。回顾自己的人生，我经历了新中国的成长、发展、繁荣和日益强盛。这是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是我最大的自豪。在这伟大的时代，我能为祖国做一点点贡献，也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这就是我的六十年“中国心”。